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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播報

數字經濟時代如何重塑治理體系

2019-12-11 15:03  來源:法制網  責任編輯:黃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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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被稱為社會全面進入數字經濟時代的元年。

數字經濟正在為人們的生活、制度的調整帶來新變化。與新業態產生些許沖突的傳統監管機制已然受到挑戰,社會對“技術+共治”的治理體系呼吁良久。包括立法者、執法者、司法者、市場主體等在內的所有被裹挾于數字經濟中的主體,都不得不面對這些問題。

在近日于浙江省杭州市舉行的2019年互聯網法律大會上,創新、包容、審慎、開放,成為與數字經濟時代相適應的新的制度體系構建中的關鍵詞。

數字經濟表現優異

中國或可彎道超車

今年4月,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年)》顯示,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1.3萬億元,增長20.9%,占GDP比重為34.8%。同時數字經濟吸納就業能力顯著提升,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領域就業崗位為1.91億個,占當年總就業人數的24.6%,同比增長11.5%,顯著高于同期全國總就業規模增速。

數字經濟已然成為中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最重要的驅動力。正如原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原召集人張穹在此次互聯網法律大會上所描述的那樣:“數字經濟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新動能。”

在張穹看來,中國數字經濟借助人口紅利和勞動力優勢,在互聯網應用方面發展得很快,涌現出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美團、小米、京東、滴滴等一大批優秀數字企業。

從橫向比較的視角來看,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也是首屈一指的。今年9月,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的《2019年數字經濟報告》顯示,美國和中國在全球數字經濟發展中保持領先,全球數字財富高度集中于這兩國的商業平臺。比如,兩國的商業平臺占區塊鏈技術所有相關專利的75%,全球物聯網支出的50%,云計算市場的75%以上,全球70家最大數字平臺公司市值的90%。

蓬勃發展的數字經濟除了孵化出一批優秀的數字平臺公司之外,還讓老百姓的生活質量得到極大提升。“如今,移動支付的較高普及率,使人們出門基本不用帶錢包。可以說,數字經濟對每個人的生活也產生著重要影響。”張穹說。

張穹認為,數字經濟為中華民族實現彎道超車提供了一個重要機遇。放在全球競爭的環境中來看,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提升仍有很大空間。

推動數字經濟立法

創新糾紛解決模式

數字經濟所影響到的,更有包括立法、執法、司法等在內的一系列法治體系。

而這還僅僅是一個開始,多位專家在會上指出,技術變革引發的產業重塑還遠未結束,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的深度應用,未來產業形態和競爭方式必將超出預測。

“在社會全面邁入數字經濟的新時代,需要有新理念和新思路,需要用更加革新的勇氣,對傳統經濟時期形成的制度和模式進行調整,乃至重塑。”阿里巴巴集團黨委書記、秘書長邵曉峰在此次互聯網法律大會上說。

新的法律問題已經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這些問題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問題:比如,相較于傳統產業,以互聯網產業為主的新經濟產業體現出強烈的零邊際成本、網絡效應、技術性、動態性、跨界競爭和快速創新等特點,導致網絡企業之間的不正當競爭和壟斷行為更加隱蔽、復雜,且往往和知識產權問題相互交叉,難以分辨。

還有些問題頻繁發生,處理棘手。比如,如何應對數字音樂版權獨家授權、互聯網廣告屏蔽、競價排名等新型問題,如何回應數據有關競爭問題中的隱私利益、安全利益,如何應對算法共謀行為等。

司法也面臨一些新的問題。例如,信息時代帶來的數據權屬問題,是歸自然人所有還是誰收集誰所有;人工智能是否可以以法律主體的身份出現……“這些都需要我們站在一個顛覆性的現實基礎之上來思考信息時代的法律創新。”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朱新力說。

“如何讓法律為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護航成為法學界高度關注的事情。當前新型犯罪層出不窮,要加快推動數字經濟的立法,創新糾紛解決模式,運用新技術賦能司法,通過數字技術來探索司法改革的新模式。違法犯罪該如何懲治,數據安全如何保障,競爭秩序如何維護,知識產權如何保護等各種問題的解決都需要集思廣益。”浙江大學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葉民說。

制度制定者不能不對此敏感。浙江省人大法制委員會主任委員丁祖年坦言,社會觀念、價值觀念多元化,立法的調整對象更加復雜等情況,對立法質量的要求更高更精準有效,立法的難度加大。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原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王超英提出,在立法上要遵循包容審慎的原則,尊重市場規則和商業規則,用發展的眼光看待發展中的問題,在發展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規則,增強立法的前瞻性和預見性。“要把法律的穩定性、可行性、前瞻性結合起來,綜合應用多種方式為我國數字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監管應當包容審慎

實現法治理念創新

執法同樣需要新的理念與思路。

張穹指出,當前形勢下堅持先進生產力發展原則,就應當正確處理競爭執法和保護創新的關系,鼓勵企業通過網絡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創造新價值,深度解放傳統產業的生產力。應當繼續推進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實施,從源頭上破除行政性壟斷,打破桎梏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束縛。

張穹認為,包容審慎原則是我國市場監管體系在新領域、新形勢下的重要創新,包容創新、審慎監管也是新時代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必然準則。

司法者同樣需要與創新實現良好的互動。浙江省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賈宇認為,數字經濟時代的制度創新,要實現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維的創新,在創新與規范、法治與自治中尋求最優平衡點,從扼殺型、被動型思維向防控型、前瞻型思維轉變。

在數字經濟時代下,傳統的法律理念、手段、制度、技術面臨全面挑戰。“這就需要法律職業從業者與互聯網企業精英總結經驗、思考未來,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賈宇說。

事實上,在身處互聯網之都的浙江省人民檢察院,就產生了一系列和數字經濟碰撞出精彩“火花”的好案例,淘寶刷單、“撞庫打碼”等多個典型案件入選了最高人民檢察院、法院指導性案例,為全國司法提供了有益的解決方案。

“法律創新應該真正遵循信息時代。”朱新力說。在2017年,全球第一家互聯網法院發源于杭州,其后浙江移動微法院又閃亮登場,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向全國推廣中國移動微法院。

讓朱新力引以為豪的是,浙江法院已經能夠實現簡單案件無自然人干預、完全由人工智能裁判的效果。“以杭州互聯網法院為例,從PC端移到移動端,可以用手機全程打官司,也就是線下的審判移到了移動端上,而智能審判的功能是在前面的基礎之上想要實現的功能。也就是說,有沒有可能將來某一天會實現自動售機式的裁判,人工智能成為主要的裁判者,而自然人成為輔助者,這將會是一個非常大的進展。”

科技帶來深刻變革

法律服務更加普惠

走在數字經濟前沿的市場主體,更少不了積極思考與探索。“今年1月11日,阿里巴巴正式推出阿里商業操作系統,成為數字經濟在中國巨大發展的一個縮影。”阿里巴巴集團首席風險官鄭俊芳分析,在數字經濟領先的同時,也要看到,社會中好的方面、壞的方面都會通過互聯網、技術和大數據的力量被無限放大。

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法務負責人俞思瑛認為,在倡導科技賦能社會治理過程中,阿里作為實踐者深刻感知到,從過去的“互聯網+法律”到現在的法律科技,借助人工智能、區塊鏈等前沿技術,科技正在給法律和法律服務行業帶來深刻的變革。科技和法律的融合降低了專業壁壘,讓它變得可能服務更多人群,變得更精準和普惠。

“如何重塑治理體系和法律制度,使之更契合數字經濟時代的商業模式、技術特點,以更先進的治理理念為指導,因地制宜地制定和調整監管制度,促進和包容新事物的發展,為數字經濟發展營造更加開放包容的發展環境和營商環境。這需要政府、學界、行業、企業共同努力,共同參與來尋找最佳解決方案。”邵曉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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